财政部台财税字第三八五七二号函释所规定的凡未按规定贴查验证者，不再问其有无漏税，均应按该条文规定以漏税论处，均不应援用。
（参见陈新民：《宪法财产权保障之体系与公益征收之概念》，《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26页。[43]在财产权绝对的观念下，土地所有权上达天宇，下及地心，然而在此判决中，宪法法院却将土地所有权主要限定在地表，而认为当到达地表下的水体时，土地所有权就终止了。
然而，当征收不限于对所有权的取得，而是包含其他的财产权限制（例如禁止对文物保护区内登记的建筑物进行改建，这种对财产使用的限制，也被认为是应予补偿的征收）时，[52]其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边界就模糊起来。[13]MartinWolff,ReichsverfassungundEigentum,in:FestgabederBerlinerJuristischenFakult?tfürWilhelmKahl,Tübingen:VerlagvonJ.C.B.Mohr（PaulSiebeck）,1923,S.3.[14]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13条的修改也体现了这种转变。如无民法对财产权内容的形成，则宪法上的财产权就没有实质上的保护对象。[25]拉伦茨也同样指出：今天，个人在经济上的保障，与其说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由他们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不如说更多靠的是某个集体、国家或社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给付。这一条款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体系位置上，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我国宪法根本原则的地位。
（参见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也就是意味着立法者有形成财产权内容的权力。而现在意义上的政体，核心在于能够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和实践，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权力的限制、权力的制衡的理念能够落到实处，从而形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和规范体系。
当然，法理学也应当始终致力于为法学秩序和法律的完善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原则。至于说这个法典内在的结构甚至其立法的基本宗旨，它们在中国的可适用性，它跟中国既有的法律规则、体系之间的关系，它塑造秩序的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重要问题，都被认为是不需要进行思考的。考察一下思想史、观念史，以及历史，就会发现，过去100年来，中国人始终对现代的法律秩序的正当性以及有效性是有争论的。法律是现代化的一个工具。
但在现代中国的法理学中，从来都没有过实证主义之外的学说。于是，政治思想史要描述的就是从一个人的专制走向另一个人的专制。
胡老师一直致力于法律与政治学，出版的著作包括《法律与社会权利》，《法律的政治分析》以及《法理学讲义》等等著作，目前正在致力于研究法律与治等等领域。也就是说，法理学应该告诉整个法学界以及法律界，他们要做的工作是守护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文明生活的秩序。当我们再去诉诸这样的一些观念的时候，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将这些东西制度化或者说具体化。到了80年代之后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中国移植这些被认为是现代的法律，就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宿命。礼类似于现在的《民法》，刑则只是《刑法》。这样的法理学发挥了某种奇怪的功能：法理学倾向于意识形态化。因此，谈论新法理学的古典资源问题，不能抽象地谈文明，谈某一派的光荣、伟大、正确，而需要回到完整的古典思想世界与政治世界去客观理性地表达真实的思想与制度结构，丧失这样一种结构平衡感会造成我们创造性转化中的诸多困境。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正当性如何能够把它结构化，使得天人的德行和民意之间是一个和谐的体系，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正当性的渊源中，谁是最终的，或者它们之间有不同的话，你会诉诸于谁。先请大家包涵，因为我可能说得比较尖锐，无知者无畏嘛。
中国人除了移植这些外部的现代的法律之外，没有其它路可走。包括当代中国，打一个比方最近十年以来叫维稳也好，和平也好，江平先生也说了法治的倒退，这种法律的倒退是移植法律的结果还是中国社会甚至包括内部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尝试做出解释。只要有人说，我们应该重视中国自身的法律传统，或者中国本土的法律理念，马上就会有先进分子给你扣上一顶帽子，说你反对开放，反对现代化，说你有怀旧情绪之类。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当你用现代的观念去重塑古典的概念，以使古典的概念具有现代的观念，进而证明或者说建构现代制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认可现在这个观念，而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被证明可以建立现在这种制度的话，又何必绕到古典去？从而用古典的概念支持现代的制度？我举一个例子，姚老师文章中谈到共治，或者说君臣共治，或者说社会的自我治理，类似联邦制，我们显然可以用现代西方的观念来进行阐述或者正当化这个问题，如三权分立、地方自治、联邦制等，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仅仅用西方的观点来为现代共治做一个辩护或者对现在的制度进行批判，而一定要回溯到传统之中呢？这个回溯的意义何在？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本中三个小问题的讨论，第一个问题讲到正当性的问题，姚老师讲《皋陶谟》里提到皋陶法理学概念中对正当性的讨论，里面涉及到天、德行、民，这也使得皋陶谟里面关于正当性的论述，并不是单一的，实际上会有天人的德行，以及民这样的不同的结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法律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政治原因。根据这样一个假设，我开始做我的研究工作。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它叫斯文沦丧，我说得感性一点，几乎让我们唐诗宋词的中国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与百年来不管是政治还是思想上有一些误区甚至是错误的东西有着直接的关系。
姚老师说的其它的方面，关于移植，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思考，我自己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算西方的法律孩子一样，对这个问题是有理解的，姚老师或者姚老师的几个朋友挑起大梁，其实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同年龄层次，在法律界以外的人考虑文化，至少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没有中断过，而且是深度思考，因为这个问题很难，所以深度思考很难出一个结果，很难有一个比较一看到真病不一定卖真药，你拿不出真药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敢太轻易地说话，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这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足够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传统里面具有更高的提取度。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法理学争论，其实也都是外国的法理学权威之间的争论。如果我们具有这样的信念，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研究也就变成了法理学研究。
为什么高要特别强调行呢？因为传说中把他称作舜的司法官。不是讲知识分子，而是普通民众。
这种拒绝自主思想的倾向，在整个法学界是非常普遍的，以致于最后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中国现代的法理学本身也是移植的。我们知道大规模法律移植的现象其实只有在现代的全球化条件下才有可能。跟这个工具化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它跟工具化表面上看起来形成悖反，实则相映成趣：那就是，现代的法律又被神圣化，大家都把现代法律当成神来对待，移植法律被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事业。其中原因很复杂，我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说为什么被这些老一代给做死了。
实际上，儒家所说的民意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多数意见。但我认为，基本上，人们都没有给礼一个可信的界定，没有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则，礼治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因而，他们关联于中国文明。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是进行一个法律的外科手术，直接把神圣的现代法律移植进中国身体就可以了。
我相信，皋陶在4000多年前进行的思考，他所使用的那些概念，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下构造学理或者构造法律秩序的出发点。主持人：与此同时还要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我们后续的系列的活动当中可能还要邀请各位评议或者作为主讲人的方式把这种方式延续下去。
直到今天，我认为儒家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如果贸然唐突地觊觎国家治理层面，积极竞争宪政空间，可能会因失却分寸而再遭挫折。既要审查法律秩序，也要审查法学，并且同时是这两个领域的原则之提出者。因为二战以后在德国和其它国家是一样的，他们在个案当中原则可以做救济的，他们有办法。当然，具体怎么操作，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起码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天意、民意和德行之间有互动关系，有一个循环的链条。
《皋陶谟》说天秩有礼，意思是说上天强调人间有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父母兄弟姐妹之规范，对于自己的邦国治理非常重要，实际上要按照一定的礼节和礼仪做事情，皋陶并不否定客观使然，找到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天，具体放在你面前应该是具体的血缘，比如亲亲尊尊。刚才陈煜老师对《皋陶谟》做了非常系统的解读，我听你谈到，皋陶所说的规则主要是刑罚，对此，我有不同理解。
因此，反对历史主义是思考中国法理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预备性工作。我认为，现有中国法律史、法律思想史对中国古代法律的认知错误，就在这个问题上，也即，仅仅把刑律当作正式的法律规则来理解。
当然，这个中国并不就是特殊的，它的内涵或它的指向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你刚才讲的，天在很多文明中都有。另外一方面，虽然移植的法理学有可能是中国的一个正当的法理学，但是，我还是想提出一个看法：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中国法理学的法理学，它应该追问一个问题：现代中国的法律秩序是否正当以及有效？一切法理学的思考肯定是从这个问题开始。